在京城为官期间，曾国藩多次迁移居所，一方面是为改善条件，同时也有迷信风水等因素。
1840年入京为官之初，曾国藩住在宣武门外南横街千佛庵（今西城区南横街北往西109号）。之后，为了参加翰林院散馆考试，四月份曾短暂住到距离圆明园较近的挂甲屯吉升堂寓。庐山会议后，被赋闲的彭德怀，也曾住在挂甲屯。曾国藩、彭德怀，同为湖南人，同样与挂甲屯有缘，也算是一种历史的巧合？
散馆考试完毕，曾国藩搬到果子巷万顺客店。在这里，他得了一场大病，17天时间除药水外，不进饮食，几乎不治。多亏安徽人吴廷栋为之诊治以及同乡欧阳兆熊的悉心照料，直到九月方才大愈。
十月，搬到达子营之关侯庙（今西城区和平巷一带）。但很快，由于父亲、弟弟和妻子、儿子进京，他在十二月搬到棉花六条胡同（今西城区四川营胡同一带有棉花头条至九条胡同）路北，从此开始了独立租住的生活。
这次搬家也看出了曾国藩的迷信之处。据其日记记载，十二月初便开始看房，先看中琉璃街的一处房子，后得知曾有人殉节于此，曾国藩立即放弃。他在日记中说，殉节者的高义令人敬仰，但“究非门庭之幸”。（《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0页）与此同时，他还自欺欺人地说，之所以不选这处房子，还有“此房太贵，屋太多”等因素，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只是借口而已。
同样是因为迷信风水的原因，1841年八月，曾国藩再度搬家。主要原因，是这年七月，“善风水”的好友王翰城看后，觉得曾国藩现在的房子冬天不宜居住，而且后面两个月又不宜搬家。为此，曾国藩赶紧到处看房。订好绳匠胡同（现菜市口胡同）房子的第二天，又专门邀请王翰城前去看风水。觉得无碍后，经过简单装修，4天后，曾国藩即搬入新居。
在绳匠胡同，曾国藩住了将近两年。直到1844年三月，才搬到前门内碾儿胡同（今天安门广场西侧辇儿胡同）西头路北，住房“共二十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三十串”，每年约在260两银上下。此番为何搬家，曾国藩在日记中没有解释。
也就是搬到碾儿胡同这年，李鸿章进京参加会试。由于父亲李文安和曾国藩为同科进士，李鸿章入京后，便以年家子的身份来到碾儿胡同拜曾国藩为师。从此，成为曾国藩的得意弟子。
为了给房东腾房子，1847年三月，曾国藩把家搬到7年前入京时住过的南横街一带。不过这次住的不是当年的千佛庵，而是路北的圆通观东间壁。
说来也巧，每次搬家后，曾国藩都会升官。1841年搬家后，1843年升为翰林院侍讲并得以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1844年三月搬家后，九月升授翰林院侍讲学士。1847年这次，三月搬家，六月更是由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擢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连升四级，可谓罕见。
此后，直到咸丰二年六月离京，再没有找到记录其搬家的资料。
图为宣武区南横街北侧的胡同。1840年曾国藩进京时租住于此附近，之后一家人几经搬迁，1847年，又再度搬回到了南横街附近居住，直至1852年离京。
长达12年的租房生涯
1852年六月，曾国藩离京，前往江西，准备出任该省当年乡试主考官。行抵安徽太湖县小池驿，突然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悲痛之余，根据当时的体制，曾国藩必须丁忧——辞官回老家守制三年（实为27个月）。
曾国藩自1840年离家进京后，一直未曾回过湖南老家。此前，他已请假、准备江西乡试结束后回湖南老家看望父母，而且已经得到皇帝的批准。曾国藩出京时，夫人欧阳氏和儿子曾纪泽等都还在京城。如今，有了母亲去世这一变故，家眷也必须回湖南老家。从七月起，曾国藩多次写信给儿子曾纪泽，交代回家注意事项。其中就提到，现在所租住的房屋里的东西，比如木器、锡器、磁器及炕垫炕枕，甚至六十函的《皇清经解》等图书，都送给京城为官的好友、同年毛鸿宾。其余书籍，装箱后找个寺庙寄存起来，每月支付租金。书画等，装裱好的带回湖南老家；未装裱的，除了送人，也装箱寄存。至于像骡车等，则变卖还债。这些，都表明，曾国藩在京城没有自己的房产。
曾国藩在北京为官多年，租住过不少地方，为何始终没有买房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钱。
京官的收入，主要有俸禄和外官的冰敬、炭敬等馈赠；而京官的花销，有吃饭、租房、交往、服装、请仆人、雇轿子等等各项。按照张之洞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中说，即使过得十分清苦，京官在京城的用度，每天也需银一两。一年得300多两，才能勉强自给。
1840年正月曾国藩进京、入职翰林，这年十月，父亲曾麟书偕弟弟曾国荃送曾国藩夫人欧阳氏、儿子曾纪泽北上入都。一下子多了四口人，加上请仆人等，花销大增。根据曾国藩日记记载，道光二十年“用银八百两，还账三百，用去五百”。（《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0页）
也就是说，1840年这一年，曾国藩一共用去八百两。而当时曾国藩官为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年俸银、俸米收入加起来仅为125两左右，这意味着，在京城做官第一年，曾国藩的财政赤字为675两。
第二年，曾国藩租下了绳匠胡同的一处房子，共十八间，每月房租13两3钱。如此算来，一年房租就要160两银子。加上衣食行等，总共花了458两。这一年，外官馈赠了曾国藩银97两，加上工资125两，1841年曾国藩的财政赤字将近为230两左右。
京官两年，曾国藩就欠下了900两银子！根据学者张宏杰在《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中统计，1840年进京之前，曾国藩在老家拜客，募得约两千两。除去进京路费花去数百两外，尚有积余。但这笔钱，到1841年年底终于花光了。年关将近，曾国藩找人现借了50两银子，才勉强过了个年。
1843年曾国藩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时，曾得到五六千两的各处补贴、孝敬。利用这笔收入，他先用于还清欠银1406两，又寄了1000回家，用于还家中所欠和资助亲友。但是，随着职位提升，交往等级也提高，开支随之增加。比如1844年起，曾国藩自己养车马作为交通工具，每年花费就100两；租房子每年约300两；加上老家频繁来人的接待费用等，四川所得，很快也花光了。
曾国藩任职京官后，从未回过家乡。他在“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1848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帐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164页）这位堂堂的副部长，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费。
从书信判断，一直到1864年，曾国藩才还清在京城的债务。这年正月，戎马倥偬的曾国藩，接到当年债主、西顺兴店老板萧光浩的信，其中提及当年所借的一千多两银子之事。被催债的曾国藩，赶紧回信告知将从徽商吴惇成茶行汇纹银千两还上，其他的还欠多少，请萧告知，再行补寄，“兹承惠问，特从徽商吴惇成茶行汇兑湘平纹银壹千两，请先验收，仍欠尾数若干，请于复函内开明，随后补寄。”而此时，曾国藩已经做了五年两江总督了！
在京城购房，大概需要多少花销呢？1880年，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奉诏进京入值军机。入京前，曾托京城好友徐小云在大多数京官居住地界为其购屋作为落脚点，当时左宗棠给徐一次性寄去银二千两。这对于当年频频举债度日的曾国藩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也因此，租房成为大多数京官尤其是中下层京官的选择——康熙年间的大学士陈廷敬仕京之初曾五年内搬过三次房子，乾隆年间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钱大昕京官两年就在虎坊桥菜市口一带至少搬了三次家，咸丰朝大学士祁寯藻也有“自我官京师，十年四徙宅”的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