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防旗城、旗营，是一座民族社区，也是军事社区，严格来说，它是一座由满、蒙和汉军等旗人组成的军事化社区。人们对它的军营性质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驻防八旗是军事体制，因此，‘满城’的设施恰如一座大军营。军事机构如衙署、营房盘查哨卡、军械、火药库房、练兵场等占着绝对主要的地位，此外有储备钱粮的库房和各种庙宇和祠堂。‘满城’内无商业和手工业户，因而在经济生活上尚需仰给于大城。”“驻防城四门锁钥由将军等最高衙门直接掌管，城门昼夜有领催、兵轮班严守，鸡鸣而启，鸡眠而闭。在以街为界的无城之处，便在“旗民交界要地”，设官堆防守。驻防城实际上是一座大军营。”“旗人的驻地俨然一个大军营，他们除了练武、戍卫、打仗之外，其他生活技能一概不必掌握，世代被限制在军事活动中。”这种作法完全依照京师旗营的布局。
清入关后，将京师内城汉族官、民全部迁出于外城，内城则按东南西北四向，分派八旗居住、守卫。每旗内又分成三块，即旗内之满旗、蒙旗及汉军旗。京郊则另驻外三营等，以为屏障。“北京内城实为一大军营。满洲全民皆兵，皇帝是统帅居中，八旗分居四周。”实际上，各地驻防旗城如同京旗京营的复制品，只是规模较小而已。京旗是清代八旗军队的大本营，各地驻防城即为其卫星城，由京师而京畿，逐层展开，直至边陲。小而言之，驻防旗城，如同汉族汪洋之中一座座孤岛，大而观之，则旗城与京师及友邻旗城各有联络，信息互通，俯瞰整个驻防分布图，则可以清楚看到，它还是群岛，错落有致地布局于汉族之中，有效地把握与掌控着全局。
“满城是一座大军营，衙署、营房（官街和兵街）、盘查哨卡、军械、火药库房等占主要地位。按照八旗传统制度，各旗进行屯驻、行军、演习、狩猎、祭祀等活动，均应遵守固定方位，不许错乱。如正黄、镶黄在北方，正红、镶红在西方，正白、镶白在东方，正蓝、镶蓝在南方。”“西安满城是一座纯军事性质的八旗驻防专城，城内的布局和设施俨然是一座大军营。军事机构如八旗将军及左右翼副都统衙署、八旗教场、旗营堆房(巡防哨所)、军械及火药库等都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驻防城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原理布置，分左右两翼，各依旗城之地理环境，依照京旗模式展开。
如开封旗营虽属规模较小之旗城，八旗两翼亦依序布局。“东侧五旗，从北往南排是：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东蒙古（左翼）分别住上述四旗的最东端。西侧五旗，从北往南排是：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西蒙古（右翼）分别住在这四旗的最西端。这种排列是根据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来的。用在军事上，如向北进军，则是黄旗当先，以土克水；向东进军，则是白旗当先，以金克木，如此推之。东五旗与西五旗之间，建有一条大官街。是镇统府衙门所在地（即城守尉、统领办公地）。”而同属满、蒙。
八旗同处一城，与开封旗城将蒙古旗营分处两翼外围不同，荆州旗城是满洲与蒙古旗混居一处，荆州旗城无汉军八旗，但满、蒙八旗亦混编驻防。至今当地旗人后裔仍然记得清代混编驻防的情况：“当时驻防旗人共分为八旗，每旗设七个佐领，是满蒙不分的混编，1—5佐领为满，6—7佐领为蒙古。10个协领中，蒙古占2名。满蒙一体驻扎在荆州城东的满城中，蒙古旗兵约占总数的20%左右。”绥远旗城与荆州相同，“绥远城八旗蒙古的4个佐领根据布局规则,并未在城中聚居,他们被严格地按照各自的旗分,与同一旗分的八旗满洲人混居于一起。”
同任何时代的军事管制区一样，这样一个军事社区，非社区人员不得随意进入，即使是社区离不开的各项雇佣人员，也受到极大的限制。不仅是有城墙隔离的城中城、城外城，即使是在没有城墙隔离的广州、福州等地，也有严格的管控措施。康熙二十一年，汉军旗人王之蛟任广州驻防协领，“管理印房及右司事务。将军委令勘定旗、民分界地址”。“由归德门直街北至大北门直街为旗、民交界要地，满、汉八旗每两旗合设一官堆，各堆每班轮派两旗领领催、兵五名防守。”即使没有界墙，也有官堆，派兵把守。与之类似，“福建省八旗驻防居住，设立旗汛口栅门，以为届（界）限”。
清代的保甲制度也延伸至驻防社区，广州驻防社区在雍正间即曾推行保甲，至乾隆间下令“将现在旗人住界内之庙宇、铺户人口，造册交理事同知，每月清查两次，并将户口姓名，悬牌各门”。如此，则旗城社区内之汉民商铺等，门牌明显，一望可知。在其他地区，对社区内之民人，一律另编牌册，“至各省驻防营内居住之商民，以及官员雇佣之人役，均令另编牌册，由同知查核。”乾隆间曾专门对旗城内雇佣汉人作出严格规定，“各省驻防官兵雇用汉人，令理事同知查明造册，交地方官查察立案。倘造报不实，并地方官不实力查察者，均罚俸一年。如有奸匪改易姓名，窜入潜匿，有心徇隐者，降三级调用。”
旗城内兵丁及家属过着军事化或准军事化的生活，置于严格的管控之下，行动起居与思想文化等均有明确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