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自主择业的美丽女军官何玲：胸怀一颗天使心，为语障孩子心中注入阳光
每间教室都是小小的，我轻轻推开一扇门，面前端坐着一个老师和一个小朋友。老师引导说：“叫‘叔叔好’。”小朋友怯生生的，一字一顿地说，可我没有听清一个字。老师引导他再说一遍，我仍然无法从他含糊不清的发音中辨别出那三个字。我的内心一片灰暗，我感觉走进了一个阴仄的阳光无法照耀的角落。
这里是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北京阳光语言矫正学校在一幢普通写字楼的6层，原吉林军医学院的教授、自主择业干部何玲是这个学校的创始人兼首席专家。她每天迎来的孩子，都有这种天生的缺陷。
见我一脸悲戚，何玲带我去另一个房间。示意正在矫正训练的小朋友朗诵《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听着稚嫩却清爽的声音，我们脸上都绽出灿烂的笑靥。
也许是事业的成功，也许是常年跟孩子在一起，何玲除了没穿那身军装，依旧和军人没啥两样，干练雷厉，豪爽率真。她穿着得体的制服，修剪着精致的短发，人瘦，眼镜小巧，笑起来的时候，纯朴得像个孩子，跟她的实际年龄一点儿不沾边。
何玲自信地说：“这是个功能性构音障碍的小孩子，明天就毕业了。再过个把月，您刚才见到的第一个孩子也会象他这样字正腔圆的，不信你可以自己来听听。”
我似乎走进了一个神奇的世界。我的眼睛不听招呼地窥探每一间教室，试图找到这位教授走过的不凡之路。
21的女军医信心十足地认为，小女孩那点语障不是个事，可她还是眼巴巴地看着母女俩流着眼泪消失在视线里。
1988年，沈阳空军医院耳鼻喉科。尽管只是一个实习生，21岁的女军医何玲穿着威武的新军装，挺着笔直的身板，自信心爆棚。第四军医大学的高材生，当初的高考分数比北大还高22分，想低调实力都不允许。
一对农村的母女来看病，何玲热情得像家人，一边帮人家填病例本，一边询问病情。9岁的小女孩说话连父母都听不懂，在班里受歧视，打死也不愿去上学了。何玲不屑一顾：“放心，我们是全军耳鼻喉科诊疗中心，我们科主任是全国的名家，您孩子的问题一定能解决的。”
小女孩的眼里充满期待的波光。母亲也笑出声：“终于找对地方了。”
科主任为她做了检查：“不存在任何器质性病变，但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回家自己好好练练吧。”
“从孩子出生就开始练，还能练出啥样？”母女俩的目光变得茫然，就像一盆冰水从头浇下来，一身的希望之火瞬间熄灭了。
泪水从母女俩的眼睛里快速流下来。直到她们消失在视线里，何玲仍然能清晰感受到那对母女失望无助的眼神。
第一次遭受打击后，何玲并不认输。实习结束正赶上寒假，同学们全回家了，何玲没走。四医大的图书馆很大，她从早翻到晚。翻遍了相关书籍，未果。她不死心，又跑到省图，仍旧没有找到像样的资料。国内没有，国外也罕见。
这才意识到自己真幼稚，也理解了那位名主任的束手无策。这是一个复杂的学科，涉及到语言分析学、发声学、病理学、生理学、神经学、认知学、心理学、儿童发育等等十几个学科。既互相交叉又处在边缘，医生不懂语言，老师不懂医学。而患者，又不像感冒发烧，普遍地挤满医院。5‰的概率，其中多数人听说医院都治不好，直接放弃。久而久之，这个小众群体，被悄然遗忘。
给每个语障的孩子心中注入阳光，既然没有人吃这第一个“螃蟹”，让我来。
上帝故意关上了语言这扇门，那么就一定得有人去推开这扇窗。6年的军医大学不能白读，越是无据可查，越是激活了何玲心中不安定的因子。1989年，何玲毕业了，分配到吉林军医学院，团职单位，病号不多，工作轻松，多数同学开始享受爱情婚姻家庭。何玲的影像世界里，还是那个9岁的小女孩泪流满面的情景，搅得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虽说自己业务能力数得着，晋升副高又是同龄中的第一个，但是要搞这么偏的科研，不说经费，不讲条件，听起来都让人觉得可笑。
何玲不觉得可笑。她一个人跑到周边中小学校，了解语言障碍的孩子到底有多少。找到的学生居然排了一长队！她给家长们写了一封信：“如果同意，请带着孩子周末找我，我愿意帮助解决，不收取一分钱。”
真的来了很多，何玲一下子忙起来，再也没有了周末和节假日。她先是检查确诊，然后按摩、理疗、训练、针灸、刺激耳穴、肌肉功能治疗、一句一句地口对口教……有些家长忙，将孩子交给她，晚上才来接。代管午饭，也成为免费的内容。她将自行车后座安了个小椅子，每天中午，还是大姑娘的何玲带着孩子去食堂吃饭，好多人在背后哧哧地笑。
何玲获了“长春最美女性”和“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但爱是自私的。这个时候，最苦的莫过于何玲的女儿。这位作文极好的女孩，几乎每篇内容都是歌颂深爱的爸爸、谴责从未接过自己的妈妈。她写道：“我妈妈更像是她那些语言障碍学生的妈妈，她经常要和她学校的老师交流，却不认识我的老师是谁；她看得见她的学生每一点进步，却不知道我期末考试的成绩；她能记得她的学生哪一天发出了哪一个音，却不记得我十二岁的生日……”
最困难的时候，妹妹说，现在我还能养活你，以后你拖着这么多语障孩子，可怎么办？
何玲身边的“孩子”越来越多。何玲说：“我不做医生，会有其他的医生为患者服务，我不做学院教授，也会有其他的教授给学生讲课，但如果我不做语言障碍的矫正工作。就会有许多这类患者‘投医无门’。”她决定选择自主择业，全身心投入语障事业。
2004年，脱下军装的何玲跑到卫生局，卫生局说，你这里不打针不吃药，不归我们管；她跑到教育局，教育局说，你既不教文化科又不传授技能，我们也没法办。
何玲这才茫茫然，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压力。她找到一位领导：“我就想让这些孩子和正常人一样，有个幸福的未来。这是一个新生事物，总得有个出口。”
领导被她感动了。何玲拿着不到20万安家费，没舍得买房子，也没敢添衣服，而是在长春当地交了注册资本金。剩下的钱租房子，买桌椅，开始了另一番事业。
但是真正有了校舍，却没有资金进行宣传，语障患者少得可怜。前三年下来，一共也没有招到100个学生，所有收入别说房租，连老师工资都付不清。何玲的妹妹生意做得不错，真心佩服姐姐的执着，拿钱给学校贴补。可是她发现何玲的这个学校是个无底洞，患者是小众人群，全国也没有多少，大部分觉得不痛不痒，选择不治。那些想治的，基本上被拖累得家徒四壁，从兜里掏出一分钱都得咬半天牙。
妹妹做生意也不容易，慢慢打起了退堂鼓。赔得最严重的时候，妹妹说：“现在我还能支持你，但也不能总这么着啊？要不您把学校关了，我把欠款给你堵上，跟我一块做生意吧？”
何玲坚决不同意。她说，现在学校发展是很慢，效益也不好，但语言障碍是一个求医无门的群体，我们要是关了，那些孩子去哪里？
世间事，最怕较真人。何玲果然做出了名堂。脑瘫的、腭裂的、发育不良的、自闭的、智障的、听障的，有的说话不清楚、有的发音不准、有的带有很重的鼻音、有的口吃结巴……不仅中国各地的患者来了，连俄罗斯、土耳其、韩国、日本的患者也不远万里赶来。她的研究和经验使她成为一真正的专家，哪一块发声不好，哪块肌肉出了问题，患者哼一声她就能听出来。整整26年，何玲带领科研团队专注语言障碍研究及临床矫正，已经研究发明了“AFPS”,“AFPP”,“AFPR”,“AFPC”等一系列语言障碍矫正康复技术及数十项专利仪器，其中《AFPP完美语音矫正法》获得国际金奖，为目前世界上最科学高效的矫正方法。
她就盼望着全国每个地方都有一个这样的机构，那些失聪的孩子能够得到及时的诊治，每个童年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有了微薄收入的何玲胆子大了些，她在长春市朝阳经济开发区租下一幢三层小楼，内设100间教室，学校的规模在全世界首屈一指。2017年，何玲在北京亦庄开发区开设分支机构，学校迈向集团化道路，美国听力语音协会也正式接纳她为会员，具备认证资格。
阳光语言学校的收费是非常低廉的，一对一训练的课时费比大班上课的课外辅导班还低，就这样，这些孩子的家长多数付不起。因为这些已经饱受折磨的家庭，从遥远的地方赶来，要住宿，要吃饭，还要治疗，难处可想而知。
一位衣不遮体的老奶奶带着孙子从贵州大山里来了。听说这里能治好，奶奶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教授您救救这个可怜的孩子，他爸妈看他是残疾扔下不管了，我们想给他治好但是没钱呀，来的路费都是借的……”何玲就看不下去这场景，拿出自己的退役金接济。老师们说，这样的事多了，我们都不敢让她见患者，见了就一分钱也收不上来了。
何玲很欣慰。她掰着指头数，从她手里，走出去快一万人了，她在每个人心里都注入了一片阳光，让他们不再有阴霾。
“语言障碍虽然对人的身体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对患者的学习、工作、就业、恋爱等产生直接的影响，也给患者带来巨大的思想压力。有些孩子因为患有某些语言障碍，不敢讲话，没有自信，性格也变得内向和孤僻。所以，语言障碍的矫正对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促进身心健康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刚刚，学校获得了“一带一路金砖国家技能比武康复大赛第一名”，乐不可支的何玲只剩下了一个期盼：在全国每个地方都建一个机构，参加当地的医保，让患者花不了太多钱，就治好了病。
可是现在什么都在涨价，只有她的学校在超低价位运行，她的理想能实现吗？
何玲说，能，一定能！梦想一定会实现的，因为，我是个追梦人！
原载于《中国退役军人》杂志2019年第三期 作者：吕高排
(责任编辑：张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