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这个国家想利用一票“大V”控制中国，结果…
75年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经过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终于取得胜利。
我们纪念胜利，同时，必须牢记历史。当年的惨痛教训，仍然值得我们时刻保持警惕。
遥想动荡年代，一批中国革命者和精英人士远赴东瀛，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得到了日本友人的热情帮助。
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日本政府布局扶植“亲日大V”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1，一大波中国“大V”赴日
1898年9月21日凌晨，突然间，梁启超知道变法失败了。为了逃脱清廷布下的天罗地网，他剪掉辫子，换上西服，在林权助全力相助下，逃到日本驻天津领事馆。
之后，他趁着夜色，上了海河上的一条日本船。次日，抵达塘沽后，梁启超立即登上一艘日本军舰。
1898年10月1日，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已经滞留香港10多天了。处在绝望边缘的他，紧急致电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上度国危，奉密诏求救，敬请诣贵国，若见容，望电覆并赐保护。”日本方面竟然火速同意。10月19日，康有为乘日本轮船“河内丸”浮海奔赴日本，当夜即抵达神户。
后来在东京，康有为得到了日本高层领导人——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的接见和礼遇。此后16年，日本政府一直重金资助流亡中的康有为。
1897年，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几经波折，辗转来到了日本。31岁的孙中山，一到日本，立即结识了宫崎寅藏和平山周。之后，又通过他们的介绍，认识一大批日本军政与帮会人士，包括大隈重信（第8和第17任首相）、犬养毅（第29任首相）、山田良政等人。
不久，孙中山又结识了日本著名黑帮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1905年8月20日，在黑龙会的斡旋下，中国境内的各派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在日本东京黑龙会总部共同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1904年，革命家黄兴联络会党，准备趁慈禧过70岁生日时在长沙起义。然而，革命计划泄露，黄兴逃亡日本。
1906年6月29日，因“苏报案”被清政府抓捕入狱的章太炎刑满出狱，当天晚上便登上了东渡日本的轮船。这已经是章太炎第三次因革命流亡日本。
日本，接纳了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黄兴、章太炎。
不仅帮助中国精英，日本还曾大量接纳和援助中国留学生。
1897年底，日本驻华公使馆参谋神尾光臣拜访湖广地方政要，大谈中日“同文同种”，说甲午之战是“彼此有误”所致，建议中国派人赴日留学，作为“两国重新联交之始”。
1898年成立的东亚同文会，积极接受中国留学生。
1901年创办东京同文书院，聘请中西重太郎、水谷彬等人，专门从事中国留学生的预备教育。
1902年成立的同仁会，积极劝诱中国学生赴日留学。
1907年创办的东京同仁医药学校，重点培养学习医学、药学的中国留日学生。东京同仁医药学校在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受到宫内省的嘉奖。
接下来，就是我们熟悉的历史了。
1900-1915年，短短15年，日本专门接纳中国陆军留学生的军校——振武学堂，为中国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包括蔡锷、蒋介石、何应钦、阎锡山。
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不禁发出疑问：曾经的日本为何接纳大量的中国革命者？为什么会帮助那些中国“大V”？
2、日本人的恐慌
除了与那些“大V”私交甚笃以及出于对革命者的崇敬与同情之外，很大程度上，这源于日本人的恐慌。
甲午战争的惨败，给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当头一棒。特别是两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更让中国精英阶层对日本充满愤怒，浓烈的仇日情绪弥漫整个清廷。
1895年7月，晚晴重臣刘坤一上奏，激赞俄国“信义素敦，与我修好二百数十年，绝无战事，实为千古所未有”，竭力建议联俄制日。京官许应揆，以“俄与我同属亚洲，必不漠视”等理由鼓吹联俄制日。张之洞亦于同月上奏，建议联俄，他甚至认为清廷可以牺牲一定的利益联俄，共同抗击日本。
到了1896年6月，李鸿章更是借赴彼得堡庆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的机会，同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希望共同对抗日本。
这样仇日的氛围，很快被日本高层知晓。而清朝想要与沙俄联合的情报，更是让整个日本恐惧。好不容易省吃俭用二十几年攒下一支海军，对赌国运打胜了一场战争，竟然留下如此深重隐患。
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联合，小小的日本怎么受得了？
不行，日本高层决定，要迅速拿出解决办法。
1896年，松方内阁成立时，接受犬养毅建议，决定在内阁预算中，提出机要费用，派人调查中国问题。
稍后，按计划派遣可儿长一、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人，以外务省咨议之名义，前往华南，调查并结纳革命党；
其后，更成立“东亚同文会”及诸多在华支部，以学校、报纸等为基本活动手段，推动其“亲日”大计。
简言之，甲午战争后，日本政府的“促华亲日”布局，是要通过这些“大V”彻底扭转中国仇日的氛围以及扑灭中国联俄抗日的可能。
这些“大V”主要分为三类：
一是清朝重臣。
1897年，日本参谋本部特派神尾光臣与宇都宫太郎赴湖北游说张之洞。据张事后给总署的电文汇报，神尾等人大意为：“前年之战，彼此俱误，今日西洋白人日炽，中（国）、东（洋）日危。中、东系同种同文同教之国，深愿与中国联络……并言今日武备最要，嘱派人到彼，入武备及各种学堂，地近费省，该国必优待切教。”
二是维新派。
1897年2月，同文会领袖宗方小太郎，曾在上海与梁启超、汪康年、李盛铎等往来极为密切。据宗方日记，这些人当日皆反对“清政府依赖俄国”，梁启超甚至说“中国之天下为满人破坏，欲图挽回，非脱离满人之羁绊不可”。这时的维新派，也急于得到日本支持。
三是革命党。
1896年，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人，奉命赴华结纳革命党。启行前，参谋本部少佐宇都宫太郎曾交待平山周等人：“华南革命党以孙逸仙为中心，抵沪后，宜即设法与之订交。”
不得不“佩服”当时日本人的眼光——未来的中国，不论谁当政，少不了这三种力量。
可是，当时中国甲午刚刚战败，背负着巨额对日赔款，日本人凭什么说服中国精英亲日反俄？
于是，更加缜密的方案出现了。
在日本流行了一段时间的“亚洲主义”“黄种联合”的论调正好拿来说事。
前面讲到的宇都宫太郎与张之洞的会谈，就是运用这套说辞。
日本人在这里，不停强调中日之间的“共性”，鼓吹“排他”——中日同种同文，应该一起抵抗白种人。
此后多年，这种论调不断被放大。
3、被利用的救国心
日本人的精密策划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国精英们深受感动。
彼时，对国族命运忧心忡忡的精英们，正急于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出路。
1897年，沙俄强占旅顺港，这让对沙俄抱有幻想的中国精英一夜惊醒。
那么，同种同文的日本是不是可靠一些？以日本为师是不是稳妥一些？
张之洞很快改变仇日立场，大力促成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在《劝学篇》中他这样表述：
（日本）“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于是，从1896年的13个官费留日学生开始，中国浩浩荡荡的留学大军奔向日本。
出于救国的考虑，维新派更是重视日本，以日本为师，亲日立场明显。
1898年6月1日，康有为代杨深秀草拟《萧议进学日本章程片》，正式提出派遣留日学生的建议：
“纵为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华欲避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既然日方有优待的表示，“蚕宜因其悔心，受其情意”，选派“贡生监之聪敏有材，年未三十已通中学”。
维新派还要向日本派更多留学生。这样，才能让国家强盛。
1898年4月，东亚会成立，著名维新派人士唐才常的一位旅日友人徐勤来信说：
“日本处士，仁哉侠哉。日日以亡中国为忧，中国亡则黄种瘠；黄种而瘠，日本危哉！于是上自政府，下逮草野，群有心救世之人，创立兴亚义会，冀扶黄种，保亚东，毋尽为俄、德诸雄蚀。”
唐才常激动地认为，日本人作为黄种人，和中国人乃人种上的同胞，天天为我们担忧，想方设法地帮助我们。
同样，面对日本人的慷慨帮助，梁启超备受感动，他在家信中这样写道：
“吾在此乃受彼中朝廷之供养，一切丰盛，方便非常，以起居饮食而论，尤胜似家居也。”
梁启超赴日后，结交了一大批日本社会名流，尤其与大隈重信、犬养毅、品川弥二郎、矢野文雄、原文太郎等人往来频繁。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梁启超甚至谈到中日“合邦”的理想：
“日本与我唇齿兄弟之国，必互泯畛域，协同提携，然后可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他日支那、日本两国殆将成合邦之局，而言语之互通，实为联合第一义焉。”
既然我们都是黄种人，同种同文，面对欧美强大的白种人，为什么不可以合邦？
此时的孙中山同样信赖日本。他相信，日本人可以帮助他革命，进而帮助整个中国。
《孙中山全集》中的这段文字，记录了他当时的想法：
“中国同日本是同种同文的国家，是兄弟之邦”
“两国国民皆受到相同道德的熏陶，因此在思想上无造成感情隔阂之虞，在道德上也无发生冲突之理由”
“亚洲今日因为有了强盛的日本，故世界上的白种人不但不敢轻视日本人，并且不敢轻视亚洲人。所以日本强盛之后， 不但是大和民族可以享头等民族的尊荣，就是其他的亚洲人也可以提高国际地位……因为日本能够强盛，故亚洲各国便生出无穷的希望”。
4、俄国人被打走了
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取得决定性胜利。
这样，日本人还需要接触乃至控制一批中国精英吗？还需要继续“促华亲日”吗？
俄国被赶走了，成为亚洲盟主甚至完全控制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便成了日本人新的计划。
在中国培植一批亲日势力就显得格外重要。
日本著名教育家青柳笃恒道出真相：
“诸君，知道否？多培养一名中国青年，即为日本势力向大陆扩张一步。”
如果未来中国精英都亲日，那么控制中国就容易了。
那个时代的日本，弥漫着对中国人的轻蔑，认为中国人不团结，一盘散沙，无力独自对抗欧美。
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此影响，认为中国必须依靠日本，于是自然成了亲日派。
从后来的结果看，日本也确实培育过一些影响未来中国的亲日势力。
比如国民党著名亲日派何应钦，1909年，以第一名的好成绩应选清政府陆军部招考留日学生，进入日本振武学校。
1935年7月，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梅津美次郎秘密签订《何梅协定》，主要内容便是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
《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国民党方面进一步打击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对国民党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
何应钦直接参与制造了皖南事变，制定《黄河以南剿灭“共匪”作战计划》，围歼皖南新四军，成为“中国千古罪人”。
汪精卫也曾留日，从1903年到1909年，在日本整整呆了6年。
除了扶植亲日势力，日本人没有一刻不借机刺探中国情报。
这些自诩“亚洲主义”的日本团体曾让千千万万的中国精英兴奋不已，仿佛它们是亚洲复兴的“中流砥柱”。
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它们让我们不寒而栗。
在这些团体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亚兴会”。
“亚兴会”的成员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我们找到了几个。
*伊东佑亨，1868年投身于日本海军，是地地道道的日本军人。
*曾根俊虎，这位是日本历史上传奇的军事间谍，其足迹遍及半个中国，每到一处，均详细记载该地的风土人情、城池大小、山川形势等。他还精心绘制近二百幅精美手绘图。
此外，他还收买了大量汉奸。比如，通过收买大沽人赵某，曾根俊虎得到了详细的《大沽炮台全图》。1884年，左宗棠督办福建军务，曾根俊虎竟然买通当时失意的湘军军官黄竹斋，窃取左宗棠在全福建的军事部署名册，随后立即呈现给日本军部。
这些动作，对于后来日本侵略中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5、中国精英之觉醒
革命党人中，最早识破日本人阴谋的，是宋教仁。
1911年，他在《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中拨开迷雾，明确了日本对中国以及整个亚洲的侵略意图。
1913年，他不幸遇刺。
晚年的梁启超也和日本彻底决裂。
1915年4月，有关《二十一条》的秘密交涉被报界披露，蛰居天津的梁启超怒不可遏，接连发表了《中日最近交涉平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等一系列文章，首先揭穿了日方所谓《二十一条》是为了“保持东亚和平起见”的谎言。
看到自己昔日崇拜过的邻国，现在居然凭借武力来恐吓自己的祖国，梁启超痛心疾首，感叹道：“以日本号称吸受西洋文化数十年，而今兹之举动，一若全为锁国思想所蔽，退化之锐，吾实惊之。”
他回忆这些年在日本的岁月，不禁唏嘘感叹，“其政府当局者，我固始终未一见，而彼辈亦常以猜忌之眼视我。自前办政闻社以后，日日派侦探伺我行动，并及吾友，经数年而不已。吾惟以厌与日本人交际之故”。
原来，日本人这些年表面上给予自己帮助，实际上不过为了时时刻刻监视自己。
晚年的孙中山也彻底从联日的幻想中走出来。1923年，他在日本神户做“大亚洲主义”演讲时，就尖锐地指出，“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洲的霸道的文化”，“做西方霸道的鹰犬”，就“与一切民众平等解放的文化”对立起来。
我们窥探他的晚年，会发现他对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坚定地身体力行，或许最初源于寻找到“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的热忱。
究竟谁是“平等待我之民族”？国民党“一大”之后，孙中山用行动告诉我们，不是帝国主义日本。
李大钊的觉醒则更为彻底。
小寺谦吉、浮田和民等人打着“大亚细亚主义”的旗号，实际奉行“大日本主义”，这种虚伪的侵华理论，被李大钊识破。
李大钊看得很清楚：所谓的大亚细亚主义，其实就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表面上只是同文同种的亲热语，实际上却有一种独吞独咽的意思在话里包藏”。
日本人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借此挡欧美人的驾，不让他们在东方扩张势力，使亚细亚的民族都听日本人指挥，亚细亚的问题都由日本人解决，日本作亚细亚的盟主，亚细亚成为日本人的舞台。
李大钊慷慨激昂地写道：
“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
“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
长期以来，灌给中国精英们的迷魂汤，药力已经渐渐消散，日本侵略者的本质，一点点被揭露出来。
6、撕下面具
既然无法欺骗中国精英，既然无法通过文化殖民完全控制中国，日本人撕下最后的面具，直接侵略中国。
“九一八”事变两年之后，1933年，由日本侵华甲级战犯近卫文麿、广田弘毅等组织的“大亚细亚协会”则完全成为日本帝国对外侵略的“翼赞体系”之一。
这个时候，日本依然尝试通过“大V”控制中国，不过这一拨人，不再打着“高大上”的幌子，而是彻头彻尾的汉奸了。
日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在一个地方推行奴化教育。在东北，日本侵略者，借助汉奸鼓吹“日满亲和”。
1938年，日本正式成立所谓伪满协和会，傀儡皇帝溥仪任名义上的会长。协会大肆宣扬“大东亚圣战”“建国精神”等侵略思想。
同样，在当时的沦陷区，汪精卫竟然也打出“亚洲主义”的旗号欺骗大众。
他在《亚洲联盟》中讲道：
“东亚联盟运动，一方面秉承总理遗志。实现亚洲主义。另一方面基于民族自觉，及民族意识的要求。从几百年欧美帝国主义束缚中解放。因此东亚联盟运动，必以民族出发，然后获得民众的强烈信仰。”
不得不说，日本人确实极好地利用了中国救亡图存的心态，在一次次“促华亲日”问题上获益匪浅。其打出的所谓的“亚洲主义”以及附属理论，对于粉饰其侵略野心以及为其侵略行为辩护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但是，在日军明目张胆的侵略和血淋淋的屠杀、暴行面前，曾经在舆论场兴风作浪的“亚洲主义”理论已然失去了说服力。汉奸们如此冠冕堂皇的论证不过是在为其卖国行为作无耻又无力的辩护。
出于对中国的亲近和对中华文化的仰慕，不少日本人曾经真诚地向中国人施以援手，这使得很多中国人对日本怀有善意。
然而，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阴谋策动下，被误导的善意，终于结出了恶果……
2017年，日本右翼漫画家山本宽曾在博客中这样写道：
“日本是为了创造‘大东亚共荣圈’才发起的战争，在入侵别国的时候，不仅没有把当地人当做奴隶，反而兴建基础设施，提高当地人受教育程度和识字率。”
“凭借从占领国那边掠夺的物资，德国国内变得富裕起来，在战争中也没有受到饥饿的折磨。这和在战争中与饥饿连在一起的日本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样说起来很奇怪啊，虽然日本在中期一直是取得胜利的，但是从来没见过日本通过掠夺使国民富裕的资料。明明纳粹掠夺了物资和食材，为什么日本不做这些事呢……日本人，是真的忠实守律啊！真的为了‘大东亚共荣圈’在努力。”
对于日本右翼势力企图掩饰侵略罪行的企图，我们仍须保持警惕！
本文作者：回家种菜，赵越（实习生）
(责任编辑：张焱)
